在《特大城市人口真能控制？》一文中，我对目前正在推进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现象提出了质疑：市场自发的“逃离北上广”已经失败，凭什么认为今后通过强化户籍制度的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就会取得成功？

如果观察那些国际大城市，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些城市往往不使用“控制”城市人口这样的词汇。以新加坡为例，仅为716.1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共有人口531.24万（2012年的统计数据），人口密度高达7315人/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摩纳哥。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531万人口中，只有63%的人口是属于新加坡公民，其他则属于永久居民或外籍员工。有意思的是，这么狭小的国土面积这么多的人口，新加坡政府并不是想控制人口，而是想增加人口。据新加坡政府于2013年发布的人口白皮书表示，要在未来17年内增加30%人口，目标在2020年将整体人口提升至600万，并于2030年达到650万至690万水平。

为什么要增加人口？很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维持新加坡的竞争力。尽管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提高生育率，比如在2013年1月初宣布提高育儿津贴，但是这个国家的生育率仍只有1.2，远低于维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1，因此输入新移民成为维持人口的最主要渠道。新加坡在2000年只有25%人口属新移民，目前已增至近四成。

不过，与新加坡通过大幅度增加劳工许可增加人口数量的措施不同的是，全世界其他大城市人口增加的形式可能是通过一国之内的自由迁徙。比如说纽约在2012年其人口达到833.7万人，而在2000年纽约的人口数量为800万，在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10年间绝对人口能够增加33万，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纽约人口数量会会持续增加中。2007年，纽约市政府在市长布隆伯格的带领下做了一份名为《纽约规划2030》的战略规划，预计在2030年纽约人口将新增100万。

为了应对新增加的100万人口，纽约市政府提出要在公共住宅、城市绿地和交通设施等三个方面努力。为什么不是像很多中国城市一样说要“控制城市人口”？很多人会说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地方政府并不能够剥夺居民的迁徙自由。不过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下，人口增长会给一个地区带来各种各样的机遇。

尽管人口增长对很多城市来说会被视为是一个挑战——比如说对城市交通、住房和环境等各方面的挑战，但更多则被视为是一个机遇，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会因为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而将其压垮，更多城市的衰败则是以人口减少为其特征：比如说在去年宣布破产的底特律，1950年人口约为185万，但是到2010年只有71.3万，60年间人口减少超过60%。一个可供比较的数据则是，同时期纽约人口从789万增加到817万。

以纽约为例，在《纽约规划2030》中指出，在2030年因为城市人口增加，将会新增就业岗位75万。为什么人口增加会导致新增就业岗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集聚会带来社会分工，专业分工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农业社会里，我们都是自给自足——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自己提供；因此人口增加并不会增加就业岗位，相反只是负担。也正是如此，无论是清朝的洪亮吉还是英国的马尔萨斯，都提出了应该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人口是呈几何速率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速率，因此人口的过度增长是灾难，而不是机遇。

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把人口增长视为负担——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就业岗位都是由政府提供，要给增加的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当然是负担。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已经不再由政府提供。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供的《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报告》指出，2011年在民营企业就业的人口达到23540万人，占城乡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达到30.8%，远超过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

正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口会被视为是负担，因此在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时间就是尽量控制城市人口，从1949年到1979年，城镇化率只增加了7.3%——从10.6%变为17.9%，在六十年代以后更是通过“上山下乡”来疏散城市人口。在正常国家城市是容纳劳动力的主要场所，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成为了需要疏散劳动人口，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所幸的是，这种局面在80年代已经改变。

尽管在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下，政府已经不需要为增加的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但政府还是以控制城市人口为主要目标，其中的逻辑何在？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所谓的“城市化成本”观念所误导。

第一，在过去三十年，政府包揽了城市化所需要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但是由于没有合理的税收机制将这部分收益返还给公众，而是让个体的私人部门获得了全部收益，因此会觉得这是负担。事实上，政府只要设计一个合理的财税体系，那么这种局面就可以得到缓解。第二，由于公共服务的惯性思维，政府包揽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巨额成本让其不堪重负。有些人全然想不到可以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公共服务并不见得只是负担，同时还能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并为社会创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让市场发挥作用。在物质贫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谁能想到在历经三十年后，会有今天的巨大成就？

如果我们认识到城市人口增加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机遇，那么我们就无需为城市人口增加而大伤脑筋。问题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意识到这一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