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传统的力量，我们历经多少朝代，中外政府反复经验，如何获得一个适宜的税收重量和支出结构的优化，这是一个历史沉淀理性。李炜光教授的研究发现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预算就比现在做得好。第二是公共选择。也就是代表议机关充分代表代表民意。前两条还不构成优化的充分条件。因为第三，即便我们有良好的公共选择过程和借鉴过程，我们还是不能达到一个最优的结果，因为公共选择也可能出错，就算是代表性、职业化、专业化人大代表，也可能会表决出决策的结果，这时候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充当最后的发现程序。群体竞争这就是这样一种演化选择的力量。

发现最优财税方案的三个因素

——评王雍君教授《财税体制改革与治理现代化》的天则双周演讲

刘业进：听了王雍君教授和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关于财税体制，一个核心要点在于，把财政税收放在一个交换关系下来理解。所有组织，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家庭和个人生活在一个分工合作的网络中，不同的分工组织提供不同的专业化产品，彼此交换，彼此依赖。就此而言，我反对美化政府，也反对妖魔化政府。在这个分工合作的网络中，政府作为专业化组织提供一保护为核心的一揽子公共产品换取纳税人的税收。税收是以保护为核心的一揽子公共产品的价格。一揽子公共产品分为核心公共产品和边缘公共产品，核心公产权是法律和秩序，即保护所治下的人们的财产、生命和自由，所谓洛克广义产权；边缘公共产品是基础设施、基础研究、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里的救济服务。但问题是，如何发现一揽子公共产品的边界，如何发现符合人民同意的一揽子公共产品的真实价格？我最近做了一个课题研究这方面问题。理论上我们非常清楚一个国家的税收总量怎么叫最优化的终局状态？以及财政支出的结构怎么做到最优化。道理很简单，正统教科书说得很清楚，任何一笔资源在私人和公共部门，以及在公共部门的各种支出方向中的边际收益相等，这样我们就确定了公共税收的最优总量和结构。关键是，我们需要一个过程观念，一种发生学观念，这意味着优化需要一个发现程序。不能说我们老百姓举手或者通过代议机关来决策就可以发现的，这里面道理很深。其实一个最优的税负总量绝对值，我们不事先决定，它多还是少好，还是中等更好，以及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划分，足有结构在哪里。所有这些适宜量和适宜结构的决定，需要好几种因素参与其中。第一是传统的力量，我们历经多少朝代，中外政府反复经验，如何获得一个适宜的税收重量和支出结构的优化，这是一个历史沉淀理性。李炜光教授的研究发现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预算就比现在做得好。第二是公共选择。也就是代表议机关充分代表代表民意。前两条还不构成优化的充分条件。因为第三，即便我们有良好的公共选择过程和借鉴过程，我们还是不能达到一个最优的结果，因为公共选择也可能出错，就算是代表性、职业化、专业化人大代表，也可能会表决出决策的结果，这时候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充当最后的发现程序。群体竞争这就是这样一种演化选择的力量。一个国家到底拿多少税收是合理的？到底什么样的结构是合适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怎么分税权是合适的？我们有以上三种力量去处理。这其实是一个考虑短期、中期、长期三个不时间适度上的适应的过程，来去发现最事宜的财税方案。

赫希曼总结保守主义有三个命题，无效命题、悖论命题和危险命题。王老师今天说到了一个无效命题：“我们如果不改变我们财税治理体制，你砸那么多钱搞民生，结果是无效的”。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个命题告知我们，财政收入年年暴增，财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刚才李老师也提到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答案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最高的权力？作为短时间的临时性措施，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小组领导中国的改革，但是最终还要回到基本的治理智慧——用权力来制约权力，用野心来对抗野心。不要相信最高权力的神话，也不同迷信人民的神话，面向真实的人，面对真实的人性，设计我们的制度。谢谢！